張文彥：全民閱讀立法 提升社會文明程度

　　從歷史看，“讀書寫字”自古以來一直是中國的根本，關涉持續的歷史中國之構成。但是，崇尚讀書在古代中國只是一種整體觀念，而非一種整體實踐，讀書是佔人口少數的文化精英的行為。真正以全體國民為對象的、持續的閱讀推廣工作，始於新中國成立。雖然“全民閱讀”“閱讀推廣”“領讀者”“書香中國”等詞語晚至20世紀末才陸續出現，但如概念史研究所説的那樣，特定詞語是積澱了政治和社會意涵而形成的基礎性概念，全民閱讀等概念之所以涌現，離不開半個多世紀以來國家對國民讀書的倡導與推動。“以言行事”，當全民閱讀寫入行政法規，就意味着它將作為國家的“言説”，成為“參與和影響歷史進程的重要工具”，就意味着閱讀將以全新的形式作用於中華文明的擘畫之中。

　　熔鑄再造人類閱讀觀念。今之全民閱讀是誕生於古之崇尚讀書精神，但有着全新價值內涵和表達形式的一種現代觀念，崇尚讀書可以停留在情感、理想層面，而全民閱讀則必須付諸行動，付諸行動就需要創造條件。《全民閱讀促進條例》的宗旨，就是從社會各個層面抽取出必要的條件，進而為努力實現全民皆可閱讀這個宏偉的理想搭建橋梁。之所以宏偉，是因為對當下任何民族國家而言，全民閱讀都是一個尚未達到的目標，我們沒有現成的路徑可以倣照因循。因此，《條例》不僅是我國文化法律制度上的創新，更是一種創新方法，開始於對社會各種閱讀觀念的熔鑄與再造。

　　《條例》的制定過程，包含了我國對海內外全民閱讀法規制度、活動項目等的全面調查，是基於世界觀念與經驗的一次系統總結、提煉和反思；包含了多輪公開和定向徵求意見，是各方觀點就不同問題反復匯聚、碰撞與對話的結果。 立法作為引人矚目的國家行為，促使全民閱讀迅速成為時代主題之一，進而從輿論、學術或專業中引發出無數話題，逐漸形成一面巨大的“棱鏡”，讓我們從過去和未來、民族與世界、文化與技術、自身與社會等不同面向重新思考閱讀以及人人皆閱讀的理想圖景。而這些不同面向所折射的光芒經由《條例》再次聚焦，如同一道強烈的光柱，照向有關閱讀的一切——之所以這樣形容，是因為人類正在面臨閱讀大轉型的時代，《條例》的頒佈有助於我們匯聚目光去發現閱讀觀念的斷裂之處，理解書籍的困境，探問閱讀的內涵與外延，反思閱讀傳統與中華民族的關係。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條例》是屬於中國的、當下的、個體的，更是世界的、未來的、群體的，是對人類閱讀觀的豐富和開拓。

　　推進閱讀體系深度聯結。法規可以適度超前，但不能建造空中樓閣。全民閱讀是一種新概念，《條例》的制定則需要堅實的奠基石——也就是那些在大地上已經生長並有着蓬勃生命力的經驗做法。全民閱讀立法破冰的過程就是推動工作開展、創新的過程。其一，在法規層面，《條例》實踐了“國家立法，地方先行”的模式，在國家推動和立法帶動下，迄今我國共有23個省（區、市）和地級市通過並實施了全民閱讀法規，這些法規有國家全民閱讀立法的宗旨、框架和邏輯，也體現出鮮明的地方特徵。其二，立法中最重要的思想，先以政策文件、項目活動等方式逐步實施，有關部門陸續推出《關於促進全民閱讀工作的意見》《全國青少年學生讀書行動實施方案》《關於推進老年閱讀工作的指導意見》等，創辦全民閱讀大會，批准設立全民閱讀活動周……這些成果同樣有《條例》的理念和邏輯，又在各自範疇獨立創新、挖掘，且不受法規形式和篇幅的限制。這些成果能夠提前檢驗立法思想和效果。其三，立法如同旗幟和號角，引發社會各界對全民閱讀前所未有的廣泛關注，牽動和聯結起更多的熱情、智慧、資金和專業技能，滋生出無數鑲嵌於基層、性質和結構多元的閱讀推廣實驗場域。雖然我國自古就有捐書助讀的傳統，但這些行為缺乏連續性，並非時代的集體意識，立法工作則激發起無數有志者的信心和恒心，讓閱讀推廣工作從個體或局部的行動轉化為一種長期的、群體的志業，進而促進了資源的配置、經驗的積累，使閱讀推廣工作走向專業化，在圖書館、出版、新聞傳播、教育、公益等各領域不斷深化，實現了全民閱讀知識體系的社會生成。在技術促動閱讀邊界急劇膨脹、消弭的當下，《條例》為我們重新勾勒出閱讀的主體邏輯，鼓勵我們在新媒體和人工智慧的宇宙中為閱讀探問方向、建造道路。

　　系統重塑閱讀生態。《條例》清晰界定了從事全民閱讀促進工作不同層級、不同類型的主體各自的責任和義務，又從整體視角描繪出政府、組織、個體之間立體交織的邏輯關係。這種文本結構是以全民閱讀促進工作的性質與目標為依據的，因此必須超越部門立法的局限，超越固有的觀念或成見，從而促進維護健康、高效的全民閱讀促進工作關係，才能為全民閱讀的目標達成逐漸涵養出優厚的生態體系。而良好的閱讀生態，是文化生態的基地。

　　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始終重視人民讀書，但直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隨着出版生産力的發展和文化的恢復繁榮，才真正解決了“書荒”問題。書籍日益豐富的40年，也是媒介技術突飛猛進的40年。這種急速變化發展的媒介環境影響了閱讀生態系統的造就，當閱讀觀念無法及時延伸到快速生長的數智空間中時，那我們就會成為有着強壯算法技術筋骨而缺少血脈和智慧的媒介巨人。我們今天在閱讀推廣中所遇到的各種問題，都是閱讀生態深層問題的表象。

　　當促進全民閱讀成為我國國家發展戰略之後，各類大型閱讀推廣工程、活動、項目，都讓我們看到，面對這樣一個兼及物質和精神的複雜問題，單靠一種形式、一方力量、一類陣地或一種專業是無法完成的，也無法依靠各種主體項目式地短期集結疊加就能維繫。全民閱讀的重心在於“全民”。作為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中國，居民在文化、習俗、生活環境、經濟條件上有着千差萬別，各地各類居民在閱讀素養和習慣上也有着千差萬別，實現培育全民閱讀習慣、提高全民閱讀素養的目標，是一個艱巨而長久的任務。通過立法這種權威而穩固的形式，向社會宣告全民閱讀的重大意義，確認各方力量的所在，明確職責並籌劃一個持久的關係網絡，劃定法律邊界，能更好為全民閱讀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當下構建起戰略性的支撐，進而展開全民閱讀生態體系的系統性重塑。以法律為支撐的全民閱讀生態體系，必然是以全局視角和閱讀推廣的效能來重新衡量各類主體在全民閱讀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條例》是促進性和開放性的，促使我們運用各種社會力量與科學技術為全民閱讀服務。

　　（作者為青島大學全民閱讀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