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雲雷：《全民閱讀促進條例》讓文學更好抵達大眾

　　《全民閱讀促進條例》自2026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標誌着我國全民閱讀事業進入了法治保障的新階段。這一國家層面的文化立法，在文學界、出版界激起了廣泛的迴響與思考。記者觀察發現，業內討論正從宏觀倡導迅速走向具體而微的實踐探索。

　　本期專訪《中國作家》雜誌社主編李雲雷，就文學機構如何助力全民閱讀、新大眾文藝與全民閱讀的內在契合、傳統文學期刊轉型，以及新就業群體寫作生態等問題展開交流，探討法治護航下，文學如何更好地走進大眾、服務時代。

　　《中國作家》雜誌社主編李雲雷

　　《全民閱讀促進條例》實施後，你的直觀感受是什麼，《中國作家》雜誌有哪些相應的應對舉措？

　　李雲雷：看到《全民閱讀促進條例》的實施，我作為文學工作者感到十分振奮。當下新媒體時代，人們的時間被碎片化分割，完整閱讀一本書並非易事，這部條例的出台，有助於破解碎片化時間帶來的閱讀難題，為大眾的完整閱讀提供各類條件保障。為落實《全民閱讀促進條例》的精神，《中國作家》雜誌在2月9日召開探討全民閱讀意義的小型座談會，同時啟動全民閱讀徵文大賽，大賽主題為“書寫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一本書”，希望通過大眾回顧書籍對自身成長的影響，讓大家看到書籍本身的價值和意義。

　　你常在講座中提及80年代的文學及其影響。能否分享一下，在你的青少年時期，有哪些作品對你産生了重要影響？

　　李雲雷：我青少年時期的文學環境和現在完全不同。我在鄉村長大，當時想要找到一本書十分困難。小學時期，對我影響最深的幾本書分別是老舍《四世同堂》的第一部分、《紅樓夢》的前30回，還有金庸的《射雕英雄傳》第四部。《射雕英雄傳》只找到第四部，是因為書籍在傳閱的過程中，前三部不慎遺失。書籍匱乏，反而讓我對僅有的幾本書反復閱讀，印象格外深刻。這些文字與我童年的鄉村記憶緊密交織，每當重讀，都會喚起那個時代的特殊感受。

　　《全民閱讀促進條例》特別提到工會、婦聯、文聯、作協等團體應結合自身特點開展促進活動。你長期在中國作協系統工作，根據你的經驗，這類文學機構應如何參與全民閱讀？

　　李雲雷：這對作協以及文聯繫統來説，是一個利好消息。過去我們的核心功能是團結、聯繫作家和藝術家。未來的工作重心會更多傾向於與讀者建立聯繫。

　　當下處於新技術、新媒介不斷迭代升級的時代，如何用合適的方式讓文學找到對應的讀者，成為重要的工作方向。中國作協目前已經開展了“著名作家抵達文學‘縣’場”系列活動、“中國作家駐村計劃”等工作，和基層讀者，尤其是新大眾文藝興起後，各地新大眾文藝的作者、讀者建立了聯繫。這些工作在《全民閱讀促進條例》出台前已有開展，但只是部分工作。《全民閱讀促進條例》實施後，這類工作會成為作協的重點工作內容，會進一步加大推進力度。

　　“新大眾文藝”和《全民閱讀促進條例》的精神有相通之處，二者都希望覆蓋更廣泛的閱讀群體，也都強調用新技術、新傳播方式觸達更多讀者。你認為兩者在精神內核上有哪些具體的契合點？

　　李雲雷：當下的文藝發展和《全民閱讀促進條例》的核心，都是共享的模式。新大眾文藝強調創作主體的多元，而《全民閱讀促進條例》更多強調的是讀者的多元，以及拓寬抵達讀者的渠道。二者的精神實質是一致的，都是讓時代的精神成果實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效果。這一特點的形成和時代發展密切相關。當下教育的普及讓普通人有了更多的創作和閱讀機會，創作主體和閱讀主體都實現了多元化。這裡的閱讀不僅包括文學閱讀，各類閱讀形式都是開卷有益的，都能提升人們的知識修養。

　　以皮村寫作者為代表的新大眾文藝作者近年備受關注。《全民閱讀促進條例》的推出，對他們以及相關討論有何具體利好？

　　李雲雷：《全民閱讀促進條例》的出台對新大眾文藝的發展是利好的。大眾創作的作品更容易被普通讀者接受。新大眾文藝的創作有一個顯著特點：很多作者都是依據自身的生活經驗進行創作，比如王計兵、范雨素、東莞的溫雄珍。他們將自己的生活經驗、情感融入詩歌、小説、散文的創作中，作品既有人間煙火氣，又有情感溫度，更容易打動普通讀者。在《全民閱讀促進條例》的推動下，這類作家的作品會更容易被普通百姓接受。

　　另外，當下社會分工越來越精細，不同行業的人之間，很難理解彼此的生活經驗和內心感受。新大眾文藝，以及我們雜誌近期推出的“新時代之光”欄目，都在倡導作者書寫不同行業的內部經驗。通過這樣的方式，讓不同行業的經驗實現大眾間的交流，消除行業間的誤解。比如大眾對醫療行業、文學編輯行業的認知都存在空白。

　　優秀的文學作品本就有展現不同行業人群生活的功能，比如《紅樓夢》、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都能讓讀者看到不同行業的人的生活狀態。當下的文學也應承擔起這一功能。新大眾文藝在這方面能發揮重要作用，讓讀者了解外賣員、家政工、卡車司機等不同職業人群的生活和想法。這有助於社會共識的建立，讓不同行業的人形成共同的經驗認知，推動社會的和諧與進步。

　　當下不少文學期刊都在嘗試直播、短視頻等新傳播形式。你認為有哪些值得借鑒的經驗？《中國作家》在這方面有何計劃？

　　李雲雷：《人民文學》雜誌近期剛開展了一次直播，這類形式的探索效果很好。傳統文學期刊需要將新技術、新媒介運用到發展中，這是傳統文學期刊當下面臨的重要挑戰，即如何適應新時代新技術、新媒介的傳播和生産方式。《人民文學》雜誌近三年持續進行這類探索，是拓展期刊發展邊界的有效嘗試。

　　中國作協目前推出了“遷徙計劃”，將優秀的文學作品通過其他藝術形式呈現。《中國作家》雜誌也在做相關嘗試，包括開展直播、讓編輯參與訪談等。但整體來説，《中國作家》雜誌在這方面的起步較晚，後續需要向媒體、人民文學雜誌社、詩刊社等同行學習先進經驗，加快推進期刊的數字化轉型。這也是傳統文學期刊的必由之路。

　　當下的傳播環境和媒介與十幾年前、二三十年前完全不同。文學期刊既要適應新環境，也要在新環境中找到自身的內容優勢，將優質內容轉化為適配新時代的傳播形式。

　　《中國作家》雜誌刊發的優質內容覆蓋面很廣，受到行業的高度重視。你身為主編，同時也是小説家、作家、評論家，參與過很多線上線下的文學活動和閱讀推廣活動。結合你的經驗，哪些形式令人印象深刻且值得推廣？

　　李雲雷：此前參與的更多是專業領域的文學活動，比如文學作品的研討會、改稿會、理論討論會等，真正和閱讀推廣相關的活動，主要是新書分享會，以及到各地采風時，和當地讀者開展的討論會，但這類閱讀推廣活動的數量並不多，未來作協及雜誌會更多地向這個方向發展。

　　《全民閱讀促進條例》是國家戰略，核心是提升全民的綜合素質，文學領域的工作也需要圍繞這一國家戰略展開，結合自身實際做出工作安排，推動條例的更好實施，這也是作協以及《中國作家》雜誌未來的工作重點。

　　全民閱讀從社會倡議上升為國家法規，這是否意味着它帶有了強制性？這一性質變化體現在哪？

　　李雲雷：倡議和法規有着本質的區別。倡議只是提倡，而法規提出了硬性要求。比如針對地方政府，條例明確了需要完成的硬體、軟體措施。這項硬性要求是十分必要的。當下人們的閱讀時間越來越少，休閒娛樂的方式更多是觀看短視頻，而深度閱讀尤為重要，能幫助讀者形成獨立的思考能力，讓讀者對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形成自己的判斷，這對社會發展有着重要的推動作用。

　　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常年發佈國民閱讀調查報告，當下國民閱讀量呈逐年上升趨勢，這和全社會的全民閱讀推廣工作密切相關。但目前尚未有專門的文學閱讀調查報告，大家常説80年代的文學閱讀氛圍濃厚，當下文學似乎有式微的趨勢。在你看來，當下我國文學閱讀的整體狀況是怎樣的？你一直倡導深度閱讀，希望讀者靜下來閱讀書籍、雜誌，對於短篇幅的文學閱讀形式，你認為是否可以和深度閱讀並行發展？

　　李雲雷：媒介的變化會帶來閱讀方式的改變，不同時代的閱讀形式也有所不同。比如我自己當下也很少讀紙質書，更多是通過電子閱讀的方式讀書，這是當下文學閱讀的一個現狀。目前沒有專門的文學閱讀調查報告，直觀感受是，當下純文學作品的讀者數量不如以往，但如果將文學作品的轉化形式納入考量，比如網絡文學、影視、網絡游戲等，整體的文學讀者規模和以往相差無幾。網絡游戲也可以被視作廣義上的文學作品，但其核心還是要引導讀者進行深度閱讀。

　　當下碎片化的淺表式閱讀較為普遍，這類閱讀形式能滿足人們的休閒娛樂需求，比如人們下班後通過觀看短視頻放鬆心情，但這類形式無法觸動人的心靈和內心世界。而優秀的文學作品能夠實現這一效果，近日《中國作家》雜誌啟動全民閱讀徵文大賽，大賽主題為“書寫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一本書”，希望通過這一主題，讓讀者思考書籍對自身的影響，體會深度閱讀的價值。深度閱讀能讓讀者與書籍建立深度聯結，將閱讀與自身的生命體驗結合，這種文學與讀者的連接才是真正有效的。

　　當下AI已經參與到寫作中，文學的傳播形式也愈發多樣。作為雜誌主編、作家、評論家，你認為文學期刊和全民閱讀應堅守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李雲雷：文學和閱讀的核心價值，一是建立審美的經驗，二是搭建與其他人群的交流方式。魯迅説過，“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但文學和藝術，正是讓人類悲歡相通的重要載體。比如共同讀過一本書、看過一部電影的人，對人和世界的理解，會與未接觸過這些作品的人存在差異。很多作家的創作都受到經典名著的影響。比如閱讀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復活》後，作家的世界觀、人生觀會發生改變，看待世界、他人的眼光也會有所不同。優秀的文學作品能夠塑造人的心靈、培養人的美感。這種能力並非與生俱來，需要讀者通過持續的閱讀積累，找到能對自己産生精神影響的作品。這也是文學和閱讀需要堅守的核心。

　　《全民閱讀促進條例》的覆蓋範圍十分廣泛，關注到了鄉村閱讀、邊疆地區閱讀，以及老年群體、未成年群體、殘疾群體等。《中國作家》雜誌是否有相關計劃，觸達鄉村及特殊群體讀者？

　　李雲雷：我對鄉村情況比較了解，雜誌也十分注重刊發鄉村題材的作品，即由鄉村作家創作的、描寫鄉村的作品。當下的鄉村和以往已有很大不同，我小時候在鄉村找一本書十分困難，現在鄉村的物質和精神條件有了明顯改善。如何將鄉村的變化融入文學作品，通過作品展現中國的整體發展，是文學創作的重要方向。

　　文學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記錄時代的發展變化。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的物質和精神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文學作品需要將這些變化展現出來，尤其是鄉村的發展變化。中國作協提出了“新時代山鄉巨變計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正是為了引導作家書寫時代變化，《中國作家》雜誌也推出了相關的作品。但如何讓這些作品更貼近讀者的切身感受，如何讓作品觸達更多讀者，讓讀者願意閱讀、喜歡閱讀，是《全民閱讀促進條例》出台後，我們需要做的下半篇文章。

　　此前雜誌的工作重心主要是文學的生産和組織，引導作家創作、刊發優秀作品，這是第一步。第二步則是讓作品走近讀者，在讀者的生活中發揮作用。趙樹理曾説，文學作品要讓“老百姓看得懂，政治上起作用”，這也是《中國作家》雜誌未來需要着力去做的事情。

　　《全民閱讀促進條例》的實施，能否進一步激發大眾創作熱情，催生更多新人作家，進而推動文學發展？

　　李雲雷：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國作家》雜誌在2025年開設了“新大眾文藝”欄目，持續發掘各地新大眾文藝作家的作品。欄目開設後，有很多新的讀者和作者聯繫我們，表達了寫作的意願，也投遞了不少作品，其中部分作品的質量十分優異。但需要注意的是，“新大眾文藝”的概念不能泛化，並非所有作品都是新大眾文藝，應該主要是指素人作者的作品，以及由新技術催生的新的藝術形式。與之相對應的概念應該是“專業創作”。我們一方面要提倡新大眾文藝，激發大眾的創作活力；另一方面也要關注專業創作，引導專業作家在新時代做出創作改變。比如在創作觀念上，倡導“大文學觀”的轉變；在創作實踐中，引導專業作家更貼近大眾，用大眾喜歡的方式書寫新時代經驗。

　　“十五五”規劃中提到，要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這既包括新大眾的創新創造活力，也包括專業文學工作者、藝術工作者的創新創造活力。二者相互激發、共同發展，才能推動文藝行業的繁榮。

　　這是否意味着傳統的“精英寫作”需要改變，讓專業作家的作品更觸達普通人、打動普通人？其價值佔比，會在當下的文學生態中縮小嗎？

　　李雲雷：並非佔比縮小，而是精英寫作需要在新的文學坐標係中做出調整。此前精英寫作是唯一的文學標準，而在當下的文學場域中，精英寫作的標準不再是唯一的，但這一標準依然十分重要，因為文學創作需要講究文學品質。這就像乒乓球運動，業餘運動員和專業運動員有着不同的競技場域，專業運動員有專業的比賽，大眾有自己的娛樂方式，二者需要找到合適的位置。專業創作和大眾創作也是如此，需要為二者提供不同的場域和更豐富、開闊的舞台。

　　如何理解新大眾文藝的作者與新就業群體之間的關係？新就業群體是不是給新大眾文藝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間？

　　李雲雷：新就業群體確實為新大眾文藝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間，也是新大眾文藝的重要創作力量。當下新大眾文藝的代表性作品，比如王計兵、范雨素、李文麗、王柳雲的作品，其作者均來自外賣員、家政工等新就業群體。他們有着全新的生活經驗，並且將這些經驗用文學的方式表達出來，讓更多人看到了這一群體的生活狀態，這是新大眾文藝的重要價值。

　　但新大眾文藝並非與新就業群體直接挂鉤。傳統行業的從業者，比如産業工人，其創作的作品也可以被歸為新大眾文藝。比如陳年喜，他曾是礦工，其作品也屬於新大眾文藝的範疇。二者之間存在關聯，但並非直接的對應關係。相比之下，讓大眾看到自身的創作能力，激發大眾的創作意願，才是更重要的。

　　你長期關注皮村創作群體。他們從默默無聞到受到關注，發生了哪些變化？

　　李雲雷：我關注皮村已二十餘年。最早是關注皮村的打工青年藝術團。2014年皮村文學小組成立，張慧瑜老師指導大家開展創作，之後涌現出了范雨素等知名作者，皮村也因此受到廣泛關注。整體來看，皮村創作者群體的文學創作質量在不斷提升。比如范雨素、李文麗、小海，這些作者的寫作能力已經達到了專業作家的水平。以范雨素為例，她的閱讀範圍十分廣泛，對歷史和文學作品的閱讀積累深厚，小海也同樣閱讀了大量書籍。這些創作者大多沒有上過大學，出來打工後在皮村落腳，加入文學小組後才開始從事文學創作。他們的成長和進步十分明顯。

　　同時，這一群體也有不變的特質。皮村的創作者都十分樸實、樸素，與人交往坦誠，身上保留着傳統中國人的優秀品質。這些品質與他們的作品相融合，讓作品展現出大眾的創作活力，也融入了創作者對世界的看法、感受和經驗，為社會觀察提供了獨特的鏡像。這一價值十分重要。我們也與東莞的基層創作者有較多接觸，先後兩次到東莞交流，也邀請東莞的創作者到《中國作家》雜誌參加座談會。東莞的基層勞動者創作者與皮村的創作者有着相似的特質：他們在勞動之餘堅持創作，對文學有着深厚的投入感。

　　當下存在一種現象：部分勞動者創作者寫作基礎較短，卻因流量被廣泛關注，獲得了大量曝光；而部分遵循傳統路徑的作者，堅持寫作十幾年，通過大刊發表作品、參與評獎才逐步獲得認可，卻很難獲得流量。在你看來，流量是否會壓制真正的創作，對文學生産産生負面影響？

　　李雲雷：這種情況確實存在，但並非當下獨有，在歷史上也多次出現。比如胡適的史學和哲學水平，從當下的眼光來看，未必比桐城派的學者更高，但胡適在其時代起到了“開風氣”的作用，因此被銘記。80年代以來的各類文藝思潮中，部分作家因趕上思潮而一舉成名，而有些作家因未趕上思潮而被埋沒。這一現象一直存在，只是當下媒介和思潮變化更劇烈，這一情況也更為突出。

　　傳統文學期刊是專業作家的成名路徑，而網絡文學等新形式，也為作家提供了新的發展渠道，不用依靠傳統文學期刊賦能。但無論傳播形式、文藝思潮、技術如何變化，文學創作的核心是不變的：即作家對文學的追求，以及能否將自身最真切、最深刻的生命體驗通過作品表達出來。如果作家能做到這一點，就是完成了自身的創作價值。即便不被當下的文藝思潮和潮流認可，也實現了自我的表達。而這樣的創作，往往能夠穿越文藝思潮的變化，最終被文學史銘記，也會留在後世讀者的心中。這一點，對成名作家和新大眾文藝的創作者來説，都是最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