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國際 www.cctv.com 2007年02月16日 13:48 來源:
| [內容速覽]節日與平日是生活中的一對二元組合,二者在內容和形式上既相互補充,又相互對立。平日的時間和空間是正常的,人們各自追求小我的個體價值,物質利益的需求往往重於精神追求。節日則以公共的時間和空間為基礎,民眾生活處於階段性的“非正常狀態”,活動過程帶有戲劇表演性質,所創造的是集體的公共價值和文化認同。 |
王霄冰
一、節日的“非正常狀態”
德國波恩大學東方學系的《袖珍漢學》雜誌在2006年的第2期上刊登出了一篇文章,研究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的文化藝術。文章的題目很有意思,叫《天天過節》。[1]作者在無意中點出了一個過去很少有人注意到的現象,即在文革期間,人們正常的生活秩序完全被打亂,社會生產和物質文明建設遭到破壞和忽視,造反的紅衛兵們天天像過節一樣地上街游行、大串聯、集會搞批鬥。普通百姓都被迫穿上藍色、綠色或是灰色的制服,早晚聚在一起背誦語錄,三天兩頭地集中起來開會學習和聽廣播。個人的時間和空間全部都被公共化了。紅衛兵和民兵們隨時都可以闖入私宅抄家。只要上頭一聲令下,人們不管白天黑夜都要立即奉獻出個人的時間,服從組織的需要。即使是以生產物質價值為目的的田間勞動,也必須有組織地進行:農民們在生產隊長的帶領下來到地頭,先集體學習毛著,儀式完成之後才可以動工。
文革期間中國人的生活,實質上是否真是“天天過節”,我想留待本文的最後部分再論,這裡暫不細説。但從表面上看,確實像那位德國漢學家説的那樣,每天都處於節日一般的“非正常狀態”中。一些德國學者用Chrisma的概念來形容節日的特殊狀態,把Chrisma和日常生活對立起來看待。[2]Chrisma的原意是“神靈附體”,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最早用她它來描述與墨守成規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種特別狀態,體現在個人身上就是所謂的領袖魅力,體現在集體行為中就是革命初始階段的那種群情高漲和騷動。這種帶有創造力和革新精神的自然衝動經過整合之後也可以變為正常有序的社會行為,成為機構化的宗教、節日儀式和傳統習俗。
法國社會學家杜克海姆(Emile Durkheim)也把節日看成是一種集體的犯規行為。在節日中,人們試圖通過大聲叫喊、身體的劇烈運動、歌唱和舞蹈等形式來衝破常規。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書中他寫道:“人們會超出自身之外,忘卻日常的工作和煩惱。[...]有很多例子可以證明,民眾節日常常會陷入放蕩無羈,無視許可與禁止之界限。”[3]這樣的超常行為在人類學家特納(Victor Turner)看來,恰恰屬於節日所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他用哲乃普(Arnold van Gennep)的過渡禮儀論[4]來解釋節日的“邊緣”特徵,指出日常生活中的社會地位在“邊緣化”期間的倒置(下降或上升),直至取消群體內部的等級區分,建立無差別的文化共同體。[5]
游行,是一種最基本和常見的節日行為。德國的狂歡節從每年的11月開始,到2月份某一天的全民大游行結尾,使節日達到高潮。在11月份的聖馬丁節這一天,小孩們提着燈籠,跟隨在一個扮成傳説中樂善好施、常常治病救人的聖人馬丁的騎馬人的後面游行。西班牙的復活節(一般在4月份)在歐洲各國最為隆重,其主要內容也是全城百姓圍在基督受難的偶像周圍或是跟在後面,列隊步行繞城一週。我國春節期間的舞龍、舞獅和踩高蹺等活動,實質上也與此相似。還有過去的村儺,也是村民們在社日這天敲鑼打鼓地繞村游行。還有很多地方的廟會,也常以村民和香客們組成的隊伍游行一週為結束。包括很多現代節日,也以游行為主要形式,比如國慶節和五一節的大游行等。這樣盛大的游行活動,必然會使交通受阻,正常的生活受到影響,所以節日期間就有放假的必要,為慶祝活動騰出時間和空間。
面具,也是很多中外節日經常使用的道具之一。在以上提到的各種各樣的游行活動中,人們除了盛裝打扮之外,還往往戴上面具遮掩耳目。威尼斯的狂歡節以盛產假面出名,各種陶瓷製作的假面因此也就被當成當地的風物特產,兜售給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我國的村儺活動,也大多帶着面具舉行,並由此產生出了儺戲。在特納看來,面具的應用,正是為了使參加節日活動的人們的真實身份得到隱蔽,這樣共同體的所有成員才能拋開平日的地位高低之分,在慶祝活動當中完全融為一體。
正常與非正常,往往都是相對而言的。仍以狂歡節為例,平日習慣於正經危坐的公務員,如果在“玫瑰星期一”(狂歡節最後一週的星期一)聽任揮舞剪刀、滿街亂跑的女士們,把胸前的領帶剪掉(狂歡節的習俗之一),戴着剩下的半截領帶走上街頭,他的“正常狀態”就已經被打破。相反,平時溫良恭謹的家庭主婦,在這一天突然瘋狂起來,不僅可以滿街亂串地去剪下陌生男人的領帶,而且可以成群結隊地到酒館酗酒,挑逗男生作樂,對於這些主婦們來説,她們平時的角色已被顛倒了過來。在化粧游行中,黑頭髮的亞洲人只要買上一頂金髮的頭套帶到頭上,就算是改頭換面。或者男人們故意男扮女裝,學着女人樣嬌聲嬌氣地説話,也是一種受到認可的狂歡方式。總之,“製造”非正常狀態並不複雜,歸根到底只要和平時的你不一樣就行。
競技、歌舞和酒精,是幫助進入非正常狀態的常用手段。古代羅馬的角鬥和鬥獸表演、西班牙的鬥牛、蒙古那達慕大會上的摔跤等,都是引發群體的激昂情緒的節慶式競技行為。他們共同的特點都是既具有競技性又富有表演性。當然,這類的競技活動最初可能源於宗教活動,並要求參加者以性命相搏。比如古代瑪雅人的賽球,就是一種祭祀方式,輸掉的一方多被處死,並被掏出心肺來祭獻神靈。當節日從祭祀中分離出來、成為世俗化的禮儀之後,奪人性命的殘暴的競技活動就不再存在,而為娛樂性的競鬥和競爭行為所取代。今天,四年一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和世界盃足球賽可以説是當今最激烈的競技場,但這裡強調的也是公平競爭和國際友誼。同樣,節日也離不開歌舞助興。壯族的“三月三”以“歌墟”為特色,少男少女們對歌傳情,節日期間的行為可以暫時擺脫道德規範的羈絆。彝族的火把節除了有鬥牛、賽馬、摔跤等節目之外,更重要的是全體成員要在夜裏一起圍着火堆跳舞,從而產生了“阿細跳月”等著名的樂曲和舞蹈形式。此外,節日也常常是酒精消費最集中的時期。除了禁止喝酒的穆斯林國家和以兒童為主的節日之外,大部分民族的節日都允許開懷暢飲、一醉方休。就連《紅樓夢》裏的小姐太太們聚在一起過節,也常常要溫上幾兩黃酒助興。
節日的非正常性,並不一定就意味着瘋狂熱鬧。在“過渡禮儀”的開始階段,按照哲乃普的分析,應該有一個危險性較強的時段,在這個時候人們必須模倣死亡,其方式有靜默、齋戒、守候等等。比如穆斯林國家的人們在開齋節到來之前的40天都要恪守齋戒,每天天黑之前絕不進食。基督教的信徒稱12月24日晚為“平安夜”,這天晚上大家都必須回到自家親人身邊,一起守候到午夜,等到“聖嬰降生”之後才會走出家門,集體涌向教堂慶祝。2007年的新年,我在西班牙的馬拉加度假時,也有幸體驗了一次安達盧西亞人慶祝新年的習俗。大約舊年12月31日晚10時左右,我們從賓館出來,準備到市中心找一家餐館就餐。[6]走到外面才發現大街小巷全都空空蕩蕩,杳無人跡。偶爾遇到一兩個過路人也大都是來此旅行的中國人或日本人。從10點到11點,我們走遍了這座上百萬人口的城市中心部的所有巷落,一共才找到3家開門的餐館,每家都被無處可去的外地游客擠得水泄不通,而且其中有兩家都是中餐館。當我們好不容易在其中的一家等到位置、用完除夕夜的晚餐之後,時間已過12點。當我們再次回到市中心廣場,發現那裏已是人山人海,煙火滿地,人們狂歡亂舞,鬧成一片。原來當地人在午夜之間都守候在家中,和家人、朋友一起享受晚餐。等到12點鐘聲響過,才會蜂擁而出,和無數陌生人一起共同慶祝新年。由此,我才切身體會到了哲乃普所謂的“過渡禮儀”中的模倣死亡的階段,以及最後的“聚合禮儀”到底指的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