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規劃 香港戰略升維里程碑

　　方舟

　　香港的第一個《五年規劃》（下稱“一五”規劃）是香港發展進程中的歷史性文件，它標誌着香港在“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上進入新階段。

　　正如筆者早前在本欄所言，“一五”規劃並非一份5年版本的《施政報告》，而是站在更高維度上制定、立足於國家戰略，並以此為出發點思考香港未來的發展路徑。

　　在國家層面編制一份《五年規劃》，從研究到宣佈通常需要耗時兩年半。特區政府從決定編制，到發佈規劃文本僅用了8個月，時間雖短，但從立意、結構鋪排到規劃的內容，都顯示出較高水準。對未來香港製定中長期規劃具有示範作用，也獲得中央肯定。

　　面臨三大變局

　　今次“一五”規劃，內文合計6萬餘字，整體規劃是站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戰略高度來思考香港歷史方位，在開篇章節就指出香港現在面臨的三大變局。

　　第一，是國際格局上的重大變化。伴隨着中國崛起，西方在經濟和産業的競爭力相對下降，因此有意識地加大對中國打壓和遏制；所以在如今國際格局下，香港過往在中西方間扮演的“中間人”角色，需要做進一步調整，來應對逆全球化趨勢。

　　其次，是新一輪技術革命帶來的重大變化。當前以人工智慧為核心的第五次技術革命，基本上由中美兩國領跑，可以推斷兩國競爭關係將長期持續。香港在這一輪技術革命中，如何扮演好自己角色，是關鍵命題。

　　第三，是國家經濟發展模式轉變帶來的變化。當前國家發展正轉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模式，並且更加依靠新質生産力來牽引，強調科技“自立自強”，以科技創新作為未來經濟推動引擎。這兩大趨勢都對香港的角色提出新要求。就着內外循環而言，香港過去比較習慣參與“外循環”，“前店後廠”是典型寫照；如今香港要更多地配合國家，同時參與“內循環”和“外循環”，就需要對自身功能定位作出相應的調整。過去香港比較關注金融、貿易本身發展，如今要投放更多精力探索金融、貿易如何服務實體經濟。

　　在這個背景下，“一五”規劃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把握“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設，以北部都會區為核心戰略載體，這也是整份規劃中內容最翔實的部分。

　　“四中心、一高地”的提法，是國家“十五五”規劃中賦予香港的定位，對於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用的動詞是“鞏固提升”，表明香港要在現有優勢中繼續升級；對於“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用的動詞是“加快建設”，這表明香港面向這個目標仍需持續努力，以達至目標。至於“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則是直接承接國家“十五五”規劃賦予香港的戰略定位。

　　在香港“一五”規劃中，金融領域把離岸人民幣市場置於突出位置，明確提出加強香港作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功能，包括增強流動性支持、擴闊離岸人民幣産品供應等。規劃亦提出改良股票和債券兩大核心市場的制度設計和産品生態，支持內地和海外行業龍頭及優質新興産業企業赴港上市。這一方向具有戰略前瞻性，香港能否在內地資本市場全面開放之前，形成真正意義上具規模離岸人民幣市場，關乎香港未來在金融方面競爭力。因此，規劃把離岸人民幣市場作為增長點，發展債券、股票及大宗商品市場，配合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判斷準確。

　　債券市場方面，規劃明確協同推進一級市場發行、二級市場流動性提升及離岸人民幣業務拓展，加快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的商業化、國際化、現代化。關鍵在於用好離岸人民幣優勢，擴大國債發行規模，豐富人民幣計價産品，包括以人民幣計價的黃金交易，吸引境外人民幣回流投資，爭取成為亞洲最大固定收益市場，與上海在岸中心形成互補。

　　改為“前廠後店”

　　在貿易、航運等方面，“一五”規劃提出香港全面轉型為“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的方向。過去在“前店後廠”模式下，香港接單、內地生産；如今全球供應鏈重塑，中國企業紛紛在“一帶一路”沿線設廠，香港要想爭取“一帶一路”沿線市場，鼓勵製造、科技與物流企業透過香港進行國際訂單、匯兌、貿易金融、供應鏈管理等高增值活動，需要轉為“前廠後店”的服務商模式，即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部署前方工廠，而把香港作為後方管理供應鏈的“店”。香港在發展過程中，應深入理解國家戰略和內地企業決策邏輯，爭取更多企業將海外管理總部和供應鏈管理中心設在香港。

　　“一五”規劃亦強調構建高增值海運服務生態圈，充分發揮香港在船舶管理、航運融資、海事保險、海事仲裁等海運服務業的優勢。在俄烏、中東戰事爆發後，航運服務明顯成為國家貿易供應鏈安全的一部分，中國已是世界第一大船東國，在航運保險上不能過度依賴西方。香港想要做強航運保險中心，必須與國家戰略配合，從服務國家安全的角度出發，爭取更多航運保險服務放在香港，助力國家整體航運競爭力提高。

　　創科中心是“四中心”中最進取的部分。“一五”規劃提出兩個標誌性的指標：一是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佔GDP比重從2024年的1.63%提升至2030年後的3%；二是製造及新型工業增加值佔GDP比例由2024年的3.8%提高至2030年後的5.5%，較此前2022年公佈《創科藍圖》提出的5%目標更高。

　　發展模式轉向

　　這兩個目標揭示發展模式的轉向。香港研發總開支長期以高等教育界為主導，以色列、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工商界研發佔比，普遍高達七至九成之間。香港過去的創科模式可以概括為“學産研”──由大學教授推動研究，再尋求産業化路徑，惟成果轉化效率長期偏低。“一五”規劃所要求的3%研發投入目標和5.5%製造業佔比，如果真正實現，必然要求模式轉為“産學研”──以産業需求為牽引，由企業主導研發方向，再聯動高校和研究機構協同攻關。

　　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建設，與發展創科中心緊密相連。香港的大學數量不多，能夠容納的高端人才數量有限，且主要是學術型人才。“一五”規劃配合國家方向，“一體化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加強“産學研”集聚培養人才的功能。具體抓手上包括引進國際龍頭企業，構建國際研發中心，借助産業平台來吸納應用型和産業型人才；另方面通過北都大學城的建設擴大人才承載能力。

　　如果説“四中心、一高地”回答的是“香港做什麼”，那麼北部都會區回答的便是“在哪做”和“以什麼方式做”。

　　北都規劃設定了若干明確的約束性指標。最核心的一項是5年內産出900公頃熟地，這是過去5年産出量120公頃的7.5倍。900公頃熟地中，逾400公頃為産業用地，比例超過四成，其餘約200公頃為住宅用地，約300公頃為基建設施、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用地。住宅方面，未來10年房屋供應以“4︰3︰3”為比例基礎，即公營出租房屋佔四成、資助出售單位佔三成、私人住宅佔三成。

　　過去香港發展新市鎮時，政府通過收地、基建將“生地”變為“熟地”，然後劃出部分商業用地以“價高者得”的方式出售，賣地收入基本能夠覆蓋前期投入，甚至産生盈餘。但北都的開發邏輯與此有本質不同。首先，900公頃熟地中逾400公頃為産業用地，這部分土地不以“價高者得”的方式出讓，而是以優惠條件吸引龍頭企業入駐，不以地價收入為主要目標。其次，住宅用地中僅有三成私樓用地可以進入賣地程序，另外四成公屋和三成資助房屋的用地並不産生土地出讓收益。

　　北都産業創收

　　這意味着北都的財務回報邏輯必須從“賣地回本”轉向“産業創收”。政府的收益不再主要來自賣地，而是産業落地後創造的産值、就業和稅收，以及大學城和研發機構帶來的長期社會收益。這一轉變對政府現金流管理提出新挑戰，從規劃、收地、平整土地到基礎設施建設，前期投入大、周期長，收益回收周期顯着拉長，因此需要在財政安排上作出相應創新，包括探索更多元的融資模式、引入市場力量參與片區開發，以及合理安排跨年度的財政撥付節奏。

　　國務院港澳辦評價“一五”規劃“對深入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具有里程碑意義”，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表示期待將規劃“願景圖”轉化為發展“實景圖”。這份規劃的價值，不在於它給出了多少即刻的答案，在於它第一次以系統性方式，把香港發展方向嵌入國家現代化整體敘事之中。當“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被轉化為可執行、可檢驗的發展邏輯時，香港的角色便不再只是國家開放格局中的“通道”，而是國家戰略體系中有方向、有指標、有責任的發展主體。